编者按

岁月如歌，盛世相约。

为了更好的迎接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庆，自2016年11月起，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公开征集《我与北大的故事》，热切期盼北大师生、校友及所有关心北大建设发展的朋友们重拾记忆，诉说与北大的故事，抒发对北大的情感，表达对北大的祝福。

今天这则故事，来自1948年进入北大学习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

我在1948年考入北大。当年，地质系由全国各考区共录取8人，其中有翟裕生、巩杰生、林墨荫、陶世龙、何锡麟、曾自强、游振东和我，后来由解放前的北平“北大”合并进来王世英、赵东甫、董镇及梁天佑4人。在二年级时，又从东北大学转来1人（肖序常），由高年级留下1人（陈云章），鼎盛时期为14人。其中，3人先后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即翟裕生、肖序常和我。一个班出了3名院士，且曾同住一间宿舍，这在后来，也成为北大的一段佳话。
——赵鹏大

赵鹏大院士

校园记忆

在我入学的时候，北大的主校区在沙滩。在那里有几处非常知名的地方，其中最闻名遐迩的，当属“沙滩红楼”，这也是以前的北大图书馆所在地。众所周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此做过图书馆的管理员。而另一个有名的地方，便是“民主广场”了。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就在此集会，在“民主广场”周边的围墙上贴有各种政治观点或派别的大字报，但是以民主正确的呼声为主。

北大红楼

我记得，当时“北楼”是政治、法律等社科系所在地，而理学院则在景山东街单独的一个院内；至于北大的宿舍楼，“灰楼”是女生宿舍，一处男生宿舍在“西斋”，而另一处宿舍，则在南河沿的“三院”。

1948年，北大是全国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那时北大有文、理、法、医、农、工六大学院，而地质系则是理学院中最大的一个系——全系4个年级共有50余名学生；但是，没有一位女生，故被大家戏称为“沙漠系”。

在北京解放以后，地质系招生人数逐渐增多，像1949年招收的一个班有20余人，而且出现了唯一的一个女生：张慕菊，她来自武汉，后与冯景兰之次子冯钟燕（同班同学）结为夫妻。在这之后，人数逐步增多，女生人数也有所增加，一改地质系“沙漠系”的形象。

与此相对，动物系、植物系在理学院中的规模最小——他们有时每年只招一二名学生，甚至出现了教师人数超过学生人数的现象。因此，在当时，很多学生活动都以理学院为单位。在我刚入学的时候，我们班有12人，可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那个班却只有6人；所以，地质系三四年级的人数在全系中是最多的。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地四王宗周，力气大如牛，选他当委员，福利不用愁”，说的是地质系四年级的进步学生王宗周（后改名郑直），同班同学为他竞选学生会委员时编的顺口溜口号。当时令人奇怪的是，像王宗周这样的进步学生，时不时地就会突然“消失”。后来我们才得知，其实他们是悄悄地离开学校投奔解放区了。北京解放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军管会成员身份重返北京，进驻了有关单位。

北京解放前夕，为了维护北大校园的稳定和安全，我们在读书的同时，还担任一些护校和保护进步教授的工作。非常有幸，我们不仅迎接了1949年初北京的解放，还经历了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北大地质系学生被北京市委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前，作为大会纠察队员维持开国大典的秩序，这也成为令所有在场同学都终身难忘的历史时刻。

学术生活

北京解放前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一些学生代表直接找到当时的校长胡适，请他回答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正因如此，我非常难得地见到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记得那时，北大大师云集，给我们地质系授课的教师都是国内知名教授：孙云铸系主任讲古生物，马杏垣讲普通地质学及变质岩，王烈老先生讲结晶学、矿物学，王嘉荫讲光性矿物学、岩浆岩，张炳熹讲沉积岩，高之狄讲构造地质学，王鸿祯讲地史学，王竹泉讲煤田地质学，潘钟祥讲矿床学，当时担任相关课程的助教是郝诒纯、杨起、李文达、张咸恭、王大纯、王文魁、邵克忠等。

当时，学校并没有开设专门的专业英语课程，但是教师上专业课时，很多是半英半中式的教学，不少名词术语都讲英语。那时基本上没有中文教材，学生主要是靠看英文的原文教科书或参考书，久而久之，就可以自由地阅读英文专业书刊了。另外，当时各种专业课的实习报告，甚至微积分算题，化学实验报告都必须用英文书写，所以对我们的专业英语是一种很自然的强化训练。

赵鹏大院士在野外考察

基础课的师资阵容，也非常强大：微积分是张龙翔，化学是袁翰青，分析化学是曾昭伦，俄语是曹靖华，政治是许德珩，这些老师都是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此外，我还有幸聆听过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潜、季羡林、钱端升，汤用彤等大师的课程。

除了强大的师资力量之外，地质系的设备及其他条件也很好，有自己的图书馆，可以自取书刊杂志阅读；有设备相对齐全的实验室，人手一台显微镜供随时使用；地质馆也有一间独立的小院，环境良好。

在当时，北大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知名地位，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北大校方经常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前去为师生做报告，例如：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彭真市长、陈毅、肖华等长征老将军，龚彭、乔冠华等外交家，叶企荪、李四光等学者，不一而足。

实践活动

在北大就学时，重视实践教学活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50年，我们进入大二后，地质系学生接受了一项1:50000地质图填图的任务。这次活动，分别由一名教师带领三名同学填制一幅图，我、游振东及曾自强三人由张咸恭先生带领，负责填制北京附近的密云幅地质图，我们在野外工作了一个多月，填制了460平方千米的1:50000密云幅地质图。这是一次“真刀真枪”的实战，每次换站搬家，我们都会雇佣一头毛驴，驮上做饭用的大锅和粮食，住在老乡家里，请一位老乡做饭，在一个站住四五天，跑完周边的路线后，再搬到下一站。在当时，图幅内分布有低品位的条带状磁铁石英岩还不作为铁矿床，所以只有密云沙场的钨矿作为矿床的重点研究对象；另外，球斑状花岗岩也是图幅范围内一大特殊岩类，我们对其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观测研究。

这次填图过程中，最为戏剧性的一件事，是我们被怀疑为“土匪”。

记得是在巨各庄住下的时候，已经就寝的我们忽然听见村长来敲门，说今天早些时候在本村山上发现了“匪情”——4名土匪，一人持长枪，三人持短枪，还说村民兵已到村口放哨，叫我们都放好贵重物品、保持警惕。根据村长所言情况，我们“对号入座”，惊讶地发现，他所说的“土匪”很可能正是我们4人——张先生手持长柄旱伞一支，我们三人则各持铁锤一把，被村民们误认为是长枪和短枪。当我们在山上反复穿行寻找露头时，恰见山下有一牧羊人，赶着羊群离去，可能就是这位牧羊人见到山上的异常现象后，向村里报案，把我们4人误认为土匪了。

在解放初期，边远农村的治安情况不佳，村民们仍不习惯有“不速之客”出现，像我们这样的地质工作者，在进行野外地质工作时，会不时遇到这样的麻烦和尴尬。

课余生活

我们班的几位同学，还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写通俗科普文章或短文，然后送到报刊杂志上发表或到广播电台播放。做这项工作的同学，主要有巩杰生、何锡麟、陶世龙和我。那时，我写了不少科普短文，例如：“化石的故事”、“谈谈石灰岩”、“湖泊的成因”、“石油：汽油的妈妈”、“煤”等等，主要投往天津的《进步日报》，武汉的《长江日报》、北京的《大众科学》杂志，《新民报》、新华广播电台等。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互相比赛，看谁写的多，发表的多；如果发表了，就赶快互相告知“appear”了，如果没发表，就“disappear”了，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发表科普类的文章，一不是为稿费，二不是为出名，仅仅是一种兴趣使然。每次我们发表文章，都是用笔名，而不是用真名，如我的笔名为“桥”，有时写为“木乔”。

由于要经常写文章，我们就自发地去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书籍，以至于在一二年级时就把许多高年级的专业书籍看了。事实证明，这种自主性的学习和工作，对于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大有裨益。

赵鹏大院士在北大演讲

在北大上学时，我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在地质系，我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工作。当时北大团委书记是工学院四年级学生胡启立，他曾带领我们几个系的团支部书记到当时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家中作客。

在校外，我们还参加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我被抽调去参加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所委托商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的调查工作，工作组由在北大银行专修科读书的两位老干部负责。我们学生负责查账等工作，有时还与资本家进行谈话。其他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内部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对一些老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忠诚老实”运动，主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等。经过这些工作，我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均有所提高。

毕业前夕的1952年5月21日，由翟裕生及化学系的戴乾环（后改名文乾）二位同学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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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