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益锋，印度尼西亚归侨，浙江勤县人，1957年6月回国，1958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会长、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主任、《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主编、波恩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专家组组长、中德固体钒电池合作项目中方首席专家。先后获国家级、六部委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和科技信息调研成果奖37项。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2次）、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次）、全国化工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技信息系统先进工作者（4次）、在国防化工创业和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侨界“十杰”等超百项各级各类荣誉称号。

曾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他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任岁月动荡，时代变迁，他自岿然不动，潜心科研，取得一个又一个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成果；他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日以继夜走访群众，积极履行为民众排忧解难的职责，被海内外众多媒体誉为“议案大王”；他是一名归国华侨，兢兢业业为维护侨益，进而至于为维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而奔走前后。如今他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担负着常人难以负荷的工作量和重任，为攻克关键行业技术难关而夙兴夜寐。

一个人究竟要怀着怎样的信念、意志和精力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在见到罗益锋以前，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在见到罗益锋之后，问题变成了最真切的感动和震撼。

无论是从身姿上还是谈吐中，都看不到太多76年沧桑岁月在罗益锋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精神矍铄、热情质朴、平易近人，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浑身上下充满了“正能量”，甚至令人不禁想到了“朝气蓬勃”这样的词语。

一颗丹心向祖国

回首看当年，今日的一切其实早就在生命的开始就播下了种子。对于罗益锋来说，一切都和那一颗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无限眷恋之心有关系。

 

1957年罗益锋 （前左1） 离别印尼回国前与好友合影留念

罗益锋出生在一个印尼华侨家庭，和兄弟姐妹们一样，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印尼度过的，不同的是，罗益锋是家里唯一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我祖父的遗愿是去世后要安葬在家乡，我是在父母回到浙江勤县安葬祖父时出生的，满月后才回到印尼。”说起这件事情，罗益锋脸上有着淡淡的满足的笑容，似乎在祖国出生是一件非常幸运且值得骄傲的事情。

吃的是印尼的米，喝的是印尼的水，心中却对祖国怀着深深的爱和向往，听起来颇有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浪漫味道。“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华侨在国外无依无靠，很有一种寄人篱下，任人欺凌的感觉。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都觉得高兴极了，觉得终于有了强大的依靠，不知不觉间对祖国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归属感。说起在异国他乡的感受，罗益锋犹有沉重之感。

青少年时的罗益锋虽然生活在印尼，但仍和祖国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华文学校，读华文报纸，关注中国的一切消息，这是那个时代印尼的青年华侨们普遍的生活状态。此外他们还千方百计寻找一切与祖国直接联系的机会，罗益锋经常与生活在上海的表哥书信往来，这位表哥从来没有出过国，是一名在50年代非常活跃的党员。这帮罗益锋了解了国内的很多事情。

1959年罗益锋（前左1）与同班同学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

有三件事情对少年时代的罗益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筑起罗益锋回国之路的至关重要的基底。

第一件事情发生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不久，中国第一次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国际经济博览会。那时刚考上雅加达中华中学的高一学生罗益锋作为品德兼优的学生，获得参加中国馆的建馆义务劳动的机会，这消息让他兴奋不已。此后这些参建学生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参加博览会的开幕仪式和首日参观。罗益锋看到美国馆就在中国馆的斜对面，两馆之争十分激烈。当时美国馆展出了50年代初十分新颖的电子高技术产品，观众刚进馆不久便可看到自己刚才进馆的场景；还建造了人造冰场，派冰上芭蕾舞团助兴，以此吸引来自热带地区的观众。然而中国馆却以建国三年来自力更生的成就，展出别开生面的农业馆、轻工业馆和重工业馆，罗益锋从未看到如此巨大的南瓜、土豆，也想不到国产钢笔头结实得可当小标枪往黑板上射。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他看到许多从千岛之国的边远岛屿赶来的老华侨，大家看到中国馆的建设成就，激动之情由心底涌出，难以名状。他第一次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光荣，并暗暗下定了回国深造，建设祖国的决心。

第二件事是1955年初，罗益锋又被派遣参加了第二届国际经济博览会开幕式的服务工作。闭馆后，罗益锋和中国馆工作人员一起品尝着祖国各地的美酒畅谈到深夜，听着工作人员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罗益锋酒不醉人人自醉。

第三件事情则是周总理的访问印尼之旅。1955年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后，周总理正式应邀访问印尼。当时正在上课的学生一听说总理的专机下午抵达雅加达，学校一下子便空无一人。几经周折后，罗益锋终于见到了周总理乘坐的敞篷车缓缓驶来，当车快到跟前时，人群中的罗益锋使劲伸出手臂，终于握到了总理的手。那一夜，他彻夜难眠。第二天上学时，罗益锋一下被同学们围住争相握他的手，来分享这种幸福，有一位同学竟问他有没有洗手，想沾总理的福气。

受到这些激动人心的经历的鼓励，罗益锋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从高一时勉强上学校优秀生红榜的总平均分81分，升到高二的89分和高三的95分，荣获了1955年中国学生代表团访印时赠予学校的12枚和平鸽纪念章之一。

1957年在印尼警局办回国手续时，警长为了挽留罗益锋这样的人才，甚至提出推荐他去万隆工学院的条件，但罗益锋执意不肯。警长于是便取出一张白纸要他按上十个指头的指印，白纸上写着“保证永远不再回来”，考虑到当时紧张的国际环境，这几乎意味着与父母的永别。罗益锋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指纹，警长又领他到一间地上涂有墨汁的小屋，要他走一圈，出来时在一张白纸上留下重重的脚印。陪同他的母亲看到此时的情景，知道她的孩子从此将永远离开自己的身边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罗益锋说，那时自己的心里像刀割一样一阵酸痛。

提及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稀如昨，罗益锋的情感变化甚至还会随着叙述跃然眉宇之间。那个时代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是如此自然、淳朴、深厚，是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的。那种感情实实在在是那一代华侨奋斗的理想、目标和方向，是足以战胜一切阻碍的力量源泉。罗益锋说，正是这种力量让自己强忍着与双亲分离的痛楚和辛酸，毅然决然踏上归国的征程。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57年，罗益锋正式回国，对于一路上看到的景象和经历，罗益锋印象深刻。“我们坐船一路到香港，进入香港九龙，然后由小船再上岸，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大陆，那时候的香港九龙甚至还不如印尼。每个车箱里都有香港警察，防止有人会跑到香港。”罗益锋回忆道，“但是当火车到达香港罗湖海关，香港警察看到我们的边防战士时都低头折腰，这种场景让我们非常振奋。此外，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听到歌唱祖国的歌声，让人心潮澎湃。”刚刚走下火车的罗益锋就不禁流下了热泪。

然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与罗益锋和同学们想象中的祖国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当时的香港罗湖海关只有一个招待所，空间有限，罗益锋只能在大食堂打地铺休息。第二天坐火车路过广州，那时的深圳也只是一个小渔村，非常荒凉，要到口岸需要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沿路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子。看到这样的中国，很多人都后悔了归国的决定。罗益锋则跟随提前一年回到中国的姐姐的脚步，来到北京开始人生新的里程。

罗益锋在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办公，在这里他铸造了事业的辉煌

1957年6月，罗益锋进入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补习政治等课程，次年便考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当时正值全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之际。国内似乎并不是像自己之前在印尼了解到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和谐友爱的关系，反而各种各样的揭露和斗争扑面而来。罗益锋当时还是少年心境，刚刚回到祖国，迫切想要跟上国家建设的步伐，于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连滚带爬”地跟上形势。罗益锋还记得当时为了响应号召，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只好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搜寻自己“思想上的弱点”，最后就说自己上北大是出于名利思想作怪。

罗益锋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就座 （左）

很快真正的磨砺开始了：周总理到北大动员全校师生到湖南和广西参加大炼钢铁，他被分到湖南高崇山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和教育。每天早上军训，天未亮便背着书包跑遍湘南的山山水水，傍晚背着沉甸甸的铁矿石回来，吃完饭还要参加高炉炼铁的艰苦劳动，并培训当地的化验人员，就这样整整100天的锻炼。回忆起这段经历，罗益锋认为自己还是收获不少，使自己具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且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他们培养了感情。

吃苦耐劳、愿意付出或者也更有可能是罗益锋的天性，而并非全出于环境的压力。1959年的寒假，罗益锋和姐姐罗彩云一起到天津河北纺织工学院度假，罗益锋姐姐的男友是该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他们姐弟俩主动参加学校的积肥义务劳动。除夕晚上全校师生要返校聚餐，姐弟俩一早就帮厨房大师傅一起赶包饺子，晚上又当起服务员给师生端饺子。当姐弟俩返回各自学校时，北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的系宿舍门口已张贴了河北纺织工学院团委的大张红纸表扬信。随后北大校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谁是真正的主人？》的文章，介绍他们姐弟俩寒假期间在他校反客为主，积极劳动的故事。

就在这一年六月，《新北大》校刊刊登了罗益锋写的“我为什么要求入团”的文章。“七一”前夕他们姐弟俩几乎同时加入了共青团。

六年大学生活不算很长，但是也足以成就一个人，按照罗益锋自己的说法 ，他从一个“公子哥儿”逐渐转变成了初步掌握现代化学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北大的六年着实让我得到了不怕吃苦的历练。”罗益锋这么评价自己的大学生活。

莫管风吹浪打 只求科技进步

1964年罗益锋从北大高分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化工部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从事腈纶的科研工作。他凭借在北大所获得的扎实的高分子基础知识，很快在科研实践中掌握了基本聚合和纺丝技术，并根据需要自学日语和德语，半年后，便能够查阅和翻译专题组所需的所有专利和文献，而且很快当上了课题负责人之一，并提前完成了高难度的攻关课题，被所党委命名为全所第一个大庆式的专题组。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罗益锋和他的同事们要继续大展宏图之际，“批判三家村”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不久罗益锋就因为不符合“三代红”的条件被抹去了领导职务。那时在全所批判“白专道路”和“崇洋媚外”的运动中，稍不留神就会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随后的“造反有理”运动使全所陷于瘫痪。正常的科研生产环境完全被破坏了。

但罗益锋始终坚信中国总有一天还是需要科学技术，需要靠科技振兴中华。于是他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应付复杂环境的同时，闲暇和节假日便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偷偷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抄录快速发展的国外新技术，自己抄不过来，星期天还叫他女友一起抄，女友不会日语就让她照猫画虎写，冬天手都冻僵了还在空无一人的阅览室查阅资料。罗益锋戏称自己和女友就是在这样的工作中谈恋爱的。1968年罗益锋和女友结婚，寒风中的爱情等来了甜蜜的果实。

就这样，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迁，都不会影响罗益锋开展科研的脚步。罗益锋的坚持、执着，还有一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定神闲，让他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到1977年初粉碎“四人帮”时，他一人就已经完成了十多项专题任务，内容涉及合成纤维的全品种，无形中他成了全国最了解国内外化纤最新情况的专家。1977年3月北京市科技局在天文馆举办“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报告会，罗益锋是唯一一个以技术员身份发言的人，然而他的报告却引起了轰动，并作为五篇优秀论文之一被选送到北京市科技大会交流。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科技人员开辟了广阔施展才能的天地，罗益锋更迎来了自己各项事业的巅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归侨有海外关系，许多人在文革中被扣上莫须有的各种罪名，政治上不受信任，工作上不予重用，因此在1977年我国提出“来去自由”的政策后，全国侨界掀起了出国热，罗益锋姐姐一家也移居香港，姐夫很快被英国公司聘为中国区销售经理，住的是北京饭店，外出乘出租车，工资相当于罗益锋的18倍。而他在香港的表妹夫在英国轮船公司当高级职员，工资是他的80倍。他们以及罗益锋的父母都曾来信问罗益锋要不要去香港发展。如果赴港，罗益锋每月拿到3000港币不成问题，而当时他在大陆的月薪只有62元。面对这样优厚的条件，罗益锋坦言自己有过思想斗争。但是回想起自己当年回国的情景和初衷，想到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在面临崩溃边缘的状况，想到祖国对科技人员的需求，罗益锋还是毅然决定留在祖国继续自己的科技研究工作。

步入政界 为民请命

1984年在全民普选中，罗益锋被选为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最初他对代表工作的意义没有认识，他曾到选民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工作实在太忙，不想承担这份工作。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告诉我‘人大代表不是谁想当就能当，谁想不当就可以不当，这是选民的意志！’”罗益锋笑着说。他后来以最高票当选，从此成为了一名兢兢业业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

罗益锋会在会前走访附近的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和机关，甚至向工厂中班的职工征求意见后，继续征求夜班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切实关系人民利益的议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解决了红领巾公园长达八年未解决的严重污染问题，涉及到近8万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经向当时的市长反映后，由市、区政府和附近大企业捐助，终于开工治理，当天人民群众竟燃放鞭炮为告别臭气熏天的日子而欢庆。诸如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1987年罗益锋被朝阳区人大常委会评为“优秀人大代表”，并在朝阳和通州区全体区人大代表会上介绍履职经验。

罗益锋参加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代表团出访萨摩亚时与萨摩亚总理亲切交谈

1988年起他连续四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起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他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每年要征求500人次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意见，代表人民参政议政。

2000年《中国新闻》和香港《文汇报》记者不约而同地在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展开调查，

了解谁提交和被录用的“议案”最多，结果罗益锋被海内外各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及网络媒体封为“议案大王”，其中包括香港的凤凰台、英文版的《南华早报》及印尼的华文报纸等。

2000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托罗益锋反映了7件涉侨案件，其中有一件是香港上市企业的房地产案子，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大案，在过去五年间该公司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要求改判，但因证据不足维持原判。经罗益锋仔细阅读材料并通过全国人大信访局转国土资源部后，国土局回函称对方未办理土地转让手续，不得与港方或其他合作方开展合作建设项目，从而依法获得了改判。从此，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仅涉及港澳台和15个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国内侨眷的案件便有近百件。2007年罗益锋被中国侨联评为“全国维护侨益先进工作者”。

罗益锋怀有一种非常朴实的追求公平正义的信念。这种信念加上对社会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远见，以及超出常人的执着和艰苦努力，使罗益锋总能看到问题的关键，并能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

无论是在科技界还是政界，罗益锋的成就都堪称卓越。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工作任务，我们问罗益锋如何平衡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认为要想科学合理利用时间，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关键在于个人认识和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一个人的动力源泉。”事实上，无论如何“科学合理的利用”，时间总是有限的，因此罗益锋只能舍弃他的休息时间。对祖

国的爱和对人民的责任心就是罗益锋的动力源泉，在这一动力的激励下，罗益锋最忙的时候甚至每天只休息短短三四个小时。采访进行到一半我们发现罗益锋始终未喝过一口水，我们请他喝水，他说：“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已经喝过了。”长年累月的繁忙工作甚至让罗益锋因为没空喝水而逐渐养成了少喝水的习惯。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2008年5月罗益锋正式退休，但继续担任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主任和《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主编，并被中国化纤工业协会聘为顾问和高新技术纤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被北京化工集团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因此工作依然繁重，仅2009年就应邀在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台湾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10篇不同内容的大会报告，创历史新高，其中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应台塑中心、台湾尖端材料科学协会及逢甲大学的邀请，作四场不同内容的报告，在岛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好评，促进了海峡两岸科技工作者的交流。2009年国庆和60周年前夕，在第八届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罗益锋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侨联评为“全国侨界十杰”，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奖。

此后他每年都要在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8 ～ 10篇论文，在国内不同期刊至少发表10篇论文。2010年6月他的论文集和专题调研报告汇集，分获全国石化系统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和一等奖，他所领导的全国特种合成纤维信息中心被评为“全国优秀信息机构”，而他任主编的《高科技纤维与应用》杂志，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一等奖”，次年被评为“全国中

文科技核心期刊”。2011年2月罗益锋被聘为波恩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专家组组长、中德合作固体钒电池项目中方首席专家，这种全新的电池具有超高能量密度、体积小、质量轻、安全、无污染、无需充电而靠纳米钒化物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产生电流，可使电动汽车、手机、电动自行车、笔记本电脑等大大延长运行时间，对未来国防现代化和诸多产业领域的升级换代，将作出历史性的贡献。2012年罗益锋被推举为中国新材料技术协会会长。

当被问及对自己大半生的评价时，这位76岁的老人坦诚真实得可爱：“应该说是我的理想和抱负都实现了，我自己很欣慰。每次去国外，同学们都蜂拥而至我的家里，我的父母也很为我自豪。”但是对于获得的荣誉，罗益锋认为那都是对自己的鞭策：“每次参加先进人物表彰大会，每次得到一个荣誉，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鞭策，让我找到自己和其他荣誉人物的差距，也让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先进人物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长达50年的辛勤工作，罗益锋所创造的成绩数不胜数，而发生在他身上的有趣又感人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而简述之，希望在这种近乎于“浮光掠影”的叙述中能画出一个真实的罗益锋。在2013届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罗益锋这样告诉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无上的荣耀。”“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要计较得失，而要坚定的付出，持续的努力，你们终将获得成功。”

编辑：Refresh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