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我在灰头土脸的记者生涯里，在觥筹交错的奢华晚宴上，在自由散漫的度假时光里，在勤苦而快乐的创业年月里，想起燕园里37楼549，依然有难以言状的情绪弥漫心头，关于充满着胶原蛋白的青春，关于荷尔蒙膨胀的热爱，关于我们的爱，关于不死的理想。

一直想为四个浙江女孩的37楼549写一本书，书名叫做《P大点事儿》，甚至当我还是校内网人气之星时，还和出版社达成了框架协议。令我对自己失望的是，一直囿于俗事之中，以至于此书和后来所签约的书，都未曾付梓。从这一点上，我对引以为傲的自我管理能力不得不产生了瞬间的怀疑。

在2003年9月入住北大宿舍楼37楼549的是四个浙江女孩，一起入读新闻与传播学院。我们为各自取了外号：阿黄、兔子、长颈鹿，而我很不幸地被命名为“舒克”。我们当年的高考分数很高，我、兔子、阿黄，是2003年浙江省文科第7名、第14名、第28名，分列绍兴地区的文科状元、探花、榜眼，长颈鹿则是来自慈溪的理科生，由于考了浙江省理科100名左右，不幸被调剂到新闻与传播学院，但我相信她更爱考古系。另一位被叫做“贝塔”的我的发小，则就读于北大03级德语系。

作为从小成绩太好，很少考第二名的女生，在中学时代，我的朋友是很少的，因此在社交能力是很弱的，而事实证明，我似乎并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在后来的人生阶段中，由于天性的天真，还由于被鱼龙混杂的人引为朋友，惹来了一些小麻烦。但对于37楼549的女孩们来说，由于彼此都是智商高于情商的纯真之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互相之间无可替代的朋友。当我在宿舍里大声地放着陈奕迅的《浮夸》，兔子会略为不满地甩下一本书，阿黄会顺着旋律放肆地扭起屁股，而长颈鹿只会淡淡地说：“我喜欢五月天。”

我们彼此之间的个性不同，兔子喜欢标准学生系的清纯打扮，比如T恤和牛仔裤，长颈鹿喜欢伪装自己成为一个率性的男孩，事实上，截至目前，长颈鹿是唯一有了baby的，阿黄和我比较夸张，去学一买个外卖，都要浓妆艳抹一番，那时我们喜欢去老的五道口服装市场淘衣服，一买十几件，然后进行各色混搭。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当年还算是潮人，就差没打个鼻环。

四年的生活，甚至来不及说再见，就是这样淡漠而温馨地过去了。和别的女生宿舍相比，由于价值观的接近，和天生的浙江人的同情与理解，37楼549是一个好宿舍，我们比隔壁的上海人宿舍干净，比对面江苏人的宿舍更有活力（请上海人和江苏人宿舍别来打我——）本科生涯的结束来得猝不及防，我和长颈鹿保研了，兔子在大四的时候就去了21世纪经济报道实习，毕业后直接留在了报社，阿黄回到了杭州，进入浙江广电集团。

在阿黄离开北京前的一天，我和她打算最后去一次五道口服装市场。那一个下午，雷声响起来，校园里一片混乱，到处是离别前的忧伤和迷惘，36楼某个宿舍的男生在大声地弹吉他唱歌，34楼垂下了一张床单，写着：XX，我爱你。五四大道上是人来人往的二手市场，毕业生们忙着将书籍、日用品打包出售，还有毕业就面临分手的情侣在康博斯餐厅门口大声争吵。我和阿黄就这样面无表情、自以为是地穿越整个校园，她穿着黑色的超短裙，画着黑色的烟熏妆，我烫了一头不知所谓的长卷发，我们并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容忍我们的无知者无畏，容忍我们的肆意妄为，容忍我们天马行空的对于人生的企盼和梦想。

在37楼549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问了忧伤的女孩们一个问题：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你们还会来这儿吗？我们畅想了在小城绍兴的幸福生活，关于儒雅温和的江南公子、普通的市民家庭也能担负的小中产生活，和或许能实现的关于“生活在别处”的梦想。然而，最后的答案依然是，如果可以重来，我们依然会来到这里，依然会住进37楼549，依然会选择这座被胡人气质所充斥的北方的城市。我们的老乡周作人将这一座城市，形容为“干燥粗鄙”。

在后来得意或者失落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高考结束的一个月后，在我的家乡小城里，关于我的铺天盖地的横幅、报纸采访和电视节目，那是在我的人生中，虚荣感第一次得到了爆炸性的膨胀，直至今天，如此金榜题名的梦幻一样的经历，依然是很多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一生中不可逾越的禁锢和枷锁，我们的名字被刻在母校的碑石上，我们的传说在小城的各个角落里，我们的父母瞬息的骄傲却往往换来半生的惆怅，他们惆怅于邻人们往往不切实际的关注，惆怅于被燕园浸润过的孩子们过于独立却又随心所欲的特质，他们担心我们特立独行不被社会包容，却又恐惧我们被迫蝇营狗苟而不够幸福。

对于我们那一代北大毕业生来说，我们的父母大多出生于50年代，大多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一个小孩，他们大多普通，从事着普通的工作，创造着普通的价值，他们和大多普通的家长一样，将大半生的赌注押在了孩子的身上，却未曾想到，所谓的成功教育却带来了期待值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失落感。

在业已沉滞的社会阶层流通中，高考的胜利并不能带来太大的改变，但却是贫寒子弟或者普通人家的子弟得以阶层提升的渠道，37楼549 的女孩们，更多的37楼549们的男孩、女孩们，一直在背负希绪弗斯般的滚石前进，用很多新闻报道鄙夷的语气说“高考状元大部分是失败的，他们的人生在高考中已然达到了巅峰，此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大众媒体总是喜欢猎奇，喜欢去剖开貌似光鲜的人群背后的失败，喜欢跌宕起伏的世俗故事，却不喜欢神童仲永们最终归于平静甚至平庸。

想起我的父亲老周，除了高考那年，他接受绍兴电视台采访外，他很少在人前谈我，甚至当朋友问起，也只是淡淡带过。我曾一度纠结，为了让老周为我感到骄傲，在初工作的时候，一个月都会将20天用在出差上，我如此用心且过分努力，却还是未曾得到过太多的赞扬，一方面或许由于老周惯性的沉默寡言，另一方面我曾怀疑他是嫌弃我不够“有出息”。直到有一次，因为在7?23温州动车的报道现场淋了暴雨，大病一场，甚至对于人生的意义产生怀疑之时，老周和我长谈了一次。他告诉我，作为死伤大半的英雄连的班长，他如何从越南战场活着回来，告诉我他在历经生死之后如何选择怎样过完一生，告诉我他对于我最真实的期待。他说：“你和你的37楼549的室友一样，都很出色，但是，真的，老爸老妈们只希望你们开心就好。”

我将这一句话转达给了37楼549的女孩们，兔子沉默了，长颈鹿笑了，阿黄简直要掉下眼泪来。但是我们明白了，开心就好，37楼549，在未来的人生里，我们只需要开心就好。

校友周凯莉简介：

周凯莉，浙江省嵊州人氏。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文学学士；2007年保送至本院读研，新闻学专业，国际新闻研究方向硕士。2009年7月进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工作。怀抱理想，尊重现实，希望带给读者真实、严肃的新闻报道。2009年最早报道上海钓鱼案，代表作《拼爹游戏中“贫二代”弱中求胜》。2010年报道“国学天才”孙见坤事件引发众多关注。2010年加入财新传媒。相继调查采访“钱云会案”、“徐武案”以及对王功权等人的专访。分别见于作品《钱云会六年维权路》、《“麻烦制造者”徐武》、《商人公民王功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