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0-198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学士学位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之一，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如何强基固本、激发市场活力，决定着高质量发展是否能够行稳致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被称作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请谈谈其中的时代意涵。

张来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建设方面的首项重大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用专章部署“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这一重大任务。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理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内涵的基本逻辑。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提高到更高水平。《建议》强调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段话很好地揭示了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意涵，这就是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在您看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需要突破的堵点是什么？

张来明：无论是推动发展，还是深化改革，要想取得好的成效，都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就是破除束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突破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发挥的卡点堵点。应该说，经济建设各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卡点堵点，都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突破。要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需要突破的堵点是什么，则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视角，就是《建议》特别点出的“堵点”，共有两处：一处是“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一处是“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相应地，《建议》就如何突破这两个卡点堵点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需要各方面共同加以落实。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一个更宏观的话题，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高质量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增强来推动，而内生动力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通过制度完善来激发。改革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完善制度，有效调动全社会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制度创新，完善保障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既要完善保障“做大蛋糕”的体制机制，又要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更好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继续书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十五五”时期，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和艰巨改革任务，应当如何科学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张来明：在“十五五”时期，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键在于明确边界、协同发力、动态优化，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进一步破除市场壁垒，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这是“放得活”的基础。同时，政府要在市场失灵领域积极有为。重点是强化战略引领、维护公平竞争、防范化解风险、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稳定宏观环境。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创新监管方式（如包容审慎监管），提升治理效能，这是“管得住”的保障。根本路径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数字化手段，实现宏观调控更精准、市场监管更有效、公共服务更普惠，最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