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曾钫，1966 年出生，江西人。1983 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继而在北京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地理系的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帝恒集团董事长，国家一级刊物《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位。

【采访手记】

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民主党派代表，曾钫参加了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认为这个机会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自己可以做一些全国性问题的提案，今年他最关注的是环保和反腐败这两个议题。

走进曾钫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大面“书墙”，满是种类繁多、领域各异的书籍。一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对眼前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的第一印象。讲起话来，曾钫沉稳笃定的语气又使企业家的气质崭露无余。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他给我留下的是印象则是：对创业往事云淡风轻的叙说，对曾经窘境轻描淡写的讲述，对未来随遇而安的心态。

“喜欢通过做企业给自己更多的自由：时间的自由，财务的自由，比较好的心情的自由”，“我选的是不用靠管理就能出效益的行业，我这个人不太擅长管理，留点精力和心情做点别的。懒人自有懒人的办法。”“我希望做一个小而坚强的企业，不能太执迷，太执迷自己会烦，也不能太小，太小会经不起波折”。品味曾钫的这些话，只觉其中洒脱而不失理性，幽默而不失睿智，别有一番自己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这样的笃定和淡然，很难说是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后天磨砺的结果，又或是二者巧夺天工的完美结合。

从生物系的学子到心理系的硕士再到历史地理系的博士，从IT 产业新秀到房地产中人再到一个多元化公司的管理者，从知识分子到企业家再到政协委员，从商界到政界、社会慈善界，曾钫的身份发生着一次又一次的转变，人生轨迹充满了无数种可能。初闻这样的人生经历着实让人惊讶其转型跨度之大，与曾钫交谈过后，却被他那份自信和淡定的心态折服。执着追求和随遇而安这两种品格在曾钫的身上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曾钫是江西人，1966 年出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于198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这在当时是一个高分热门专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然而1987 年本科毕业时，曾钫却选择到心理系攻读硕士学位。在这个看似舍近求远的决定背后，其实有他自己缜密的思量。他在生物系念的是神经生理学，在心理学系念的是生理心理学，虽然两个系表面上看起来关联不大，但专业上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外，中国心理学的传统从解放后到“文革”结束前出现了断裂，在九十年代则涉及了重新引进的问题。因此，在心理系就读的同学通过翻译著作文章往往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当时出版社的价格大致是千字四十多元，而一名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七八十元”。

1990 年硕士毕业后，摆在曾钫面前的选择有很多种：留校任教、服从就业分配。但是曾钫再次“不走寻常路”——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决定到中关村创业，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回忆当年，曾钫总结了自己出走的原因：一是中关村的吸引力。北大就在中关村，自己对中关村的世界比较了解，也觉得非常有意思。此外，由于父母都是老师，所以希望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能有点变化。另一点便是自己的性格使然。选择自己做企业，至少自己的时间可以自己把握，相对比较自由。“没上过班，没拿过工资，没有过领导”，这是曾钫对自己的调侃，却风趣又不失准确地概括了他奋斗轨迹的特征。

曾钫的青春是果敢、蓬勃、无畏的，颇有几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味道。直接经验寥寥无几，专业也不甚对口，他却还是毅然展开了自己的创业之旅。因为担心父母反对，开始创业之时曾钫甚至没有向父母透露半点风声。“那个时候年轻，所以也不会想太多关于风险的事情，只是觉得要试一试。先打拼三年，不行就再回来念书”，他说，“就像约瑟夫? 熊彼得说的，企业家可能就是一种精神，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想很多能否成功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想自己希望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过自在的生活，创业比较自在，所以没想那么多。有些事情就是不能想清楚再去做，想太多可能就不会行动了。这也是年轻的一种优势。人变成熟了，想事情要顾虑周全了，做事的成功率或许会变高了，但那种不确定性和乐趣却都减少了。”就这样，在享受到了那种“不确定性”和“乐趣”的同时，三年后的曾钫不仅在创业场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还出资设立了北京大学邵郊教授生物心理学奖学金，回馈了母校。

脚踏实地前进，大胆掌舵转型

自从产生创业的想法后，曾钫在学校里就有意进行观察和模仿。“创业伊始，特别是学生创业时，不要想太多靠资本和资源的事情，这个比较难。更多地是要在新技术、新服务类型、服务项目上做文章，这样才能比较好的切入社会。”

曾钫的创业之旅是从IT产业开始的。他认为自己了解中关村，在北大积累了计算机知识，但是缺乏资金，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IT 行业无疑成为自己创业的一个最佳起点。为了解决地点问题，曾钫借了两万元租房子，然后通过赊销、代销、代购等方式，在基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将公司运营起来。计算机的顾客群百分之九十都是单位，单位买了电脑就涉及到怎么用的问题，曾钫先为这些单位进行免费培训，然后引起他们购买电脑的想法。曾钫的思路很清晰：先激发市场需求，进而再进入市场。尽管曾钫并非计算机科班出身，但是因为北大当时训练比较全面，操作系统和一般的编程在学校里都会教授，所以足够对单位进行一般的计算机知识普及和培训。通过培训，曾钫和自己的客户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有需求的客户会借钱给资金缺乏的曾钫，让他帮忙买电脑并帮忙调试，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的合作便水到渠成。

做了几年IT 后，曾钫又做出了一个大胆而笃定的决定，将公司主业转向房地产行业。正如摩尔定律揭示的那样，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新东西层出不穷。“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把握这些东西比较难，所以我就开始思索什么行业自己喜欢，最后选择了房地产”。当然，这个决定与当时的大气候也密不可分。90 年代初期，中国房地产业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颇有成为支柱产业的势头，曾钫也成为众多淘金者中的一员。1992 年他离开北京，前往广西、海南等地做房地产。但和很多房地产商一样，曾钫在广西的房地产项目出师不利、被迫下马。陷入窘境的曾钫一度产生了困惑，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行业。但很快，曾钫便冷静下来：“改善每个人的居住条件是刚性需求，只要市场是有前景的，那就有希望。归根结底还是看大家怎么做，看谁能做得更好。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我的优势就在于学习能力。尽量把学习能力体现出来，学的比别人快、多、好，这样才可以。”这次的挫折让曾钫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自己对整个行业的认识还有欠缺，知识储备也不够，当时房地产行业也欠缺规范。1993 年在广西的公司停顿后，曾钫专门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房地产方面的知识，并于1994 年通过了建设部国家土地局考试，获得了首批国际级房地产评估师资格。

公司的名字在这次转型中也做了改变—“帝恒”。因为在注册时发现之前决定好的名字与其他企业重名，所以临时想出了“帝恒”二字。曾钫解释说“帝”的意义在于眼界高，“恒”的意义在于持久。曾钫在企业乃至生活方面的理想和追求从这两个字里也可体味一二。

度过这次转型期后，曾钫依然孜孜不倦地对公司业务进行调整和拓展，公司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前行。每一次的转型都是曾钫主动选择的，所以从容不迫、脚踏实地、稳健有方。曾钫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面对抉择和需要做出决策时，“可行性”是他非常关注的标准之一。“企业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可行性，即能否实现。无论是做商业投资，还是公益捐赠，亦或是公益项目。这是企业区别于学校和政府机构的地方。企业比较务实，一定要可行。”

能者多劳，回馈社会

事业有成的曾钫还担任了数十种社会职位：北京帝恒集团董事长、国家一级刊物《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社长、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中直机关青联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海淀区政协常委、海淀区青联副主席、中国政协常委等等。在企业界、学术界、公益界和政治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996 年，他资助北京大学建立星光英语教学广播电台，并出资设立北京大学邵郊教授生物心理学奖学金； 1998 年，向遭遇洪灾的地区捐赠价值10 万元的矿泉水及10 万元现金；2002 年为湖南省株洲市捐赠价值60 万元的图书；带领帝恒集团的所有员工，到河北省丰宁县捐种200 亩防沙林，并在丰宁县喇叭口乡捐资兴建一所希望小学。在共青团中央组织的“1998 年抗洪救灾”活动及 “2001 年保护母亲河”活动中，曾钫被表彰为“全国优秀个人”。2003 年，因突出表现荣获北京市“五四”奖章，2004 年9 月北京市委授予“为首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称号。

在文化方面，曾钫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投身学术的梦想。就读于北大时，他曾先后翻译、出版了心理学著作《E 型人格》和《爱? 婚姻? 死亡》。2001 年，作为商人的曾钫投资拍摄了音乐专题片《马头琴之歌》。通过国家一级刊物《科学中国人》，曾钫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也践行着自己的学术梦。曾钫还回到北大校园攻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为了进行帕米尔高原古代交通考古调查，填补关于古代丝绸之路高原考古的空白，用六年的时间跑了很多国家。

两会中的曾钫

曾钫所在的民主党派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曾钫告诉我们，由于民建企业家多的特点，因此讨论的问题多与实业相关，为曾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回报国家回馈社会的平台。2005 年，民建中央举办“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研讨会”，并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问题的建议》，其中执笔人之一就是曾钫。

今年，曾钫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民主党派代表，参加了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曾钫还是一个新人，但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颇有资历的老委员了，有很多相关的储备。曾钫在北京市海淀区、广西自治区等地都做过政协委员，对于政协这个机构如何运作如何发挥作用，都比较了解熟悉。但曾钫也坦言，每一级对应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区域的问题和全国性的问题各不相同，这些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结构里更多地是发挥咨询和建设性批判的作用，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要能够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需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曾钫认为这个参与全国性政治协商会议的机会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自己可以做一些全国性问题的提案。

在此次两会中，曾钫最关注的是环保和反腐败这两个议题。“环保大家都很关心，而反腐败更是今年的大热门，但我关注的切入点不一样。”经过严谨的调研后，曾钫提出了“利用民事缺席审判制度追缴贪官外逃资产”的建议。

对话曾钫：

《北大人》 ：您在北大就读生物系、心理系以及历史地理系时所学的知识对您如今从事的工作有帮助或者是启发吗？

曾钫：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从专业上来说，可能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在学校受到的学术训练对自己做事有特别大的帮助，例如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搜集信息，如何进行判断和决策，如何实施等。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那么合拍，但是启发和作用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会呈现出来，哪怕就是说在聊天的时候有共同的学术兴趣都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对工作也会有帮助。此外，具备一种持续学习的能力，在学校里受到好的训练，碰到新的问题，新的领域都可以采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来学习和解决，现在我们要进入一种新的领域做事情做投资也要多看多听多学。

《北大人》 ：创业刚起步时难不难？

曾钫：其实不难的，没大家想得那么难。刚开始可能有一个设想，这个设想也不是今天想，第二天就做。1989 年对我们的触动比较大，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那个时候我们都比较迷弗里德里克? 哈耶克和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你要有更多的自由，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生活资料方面的，要有自己的时间，够用的钱。但实际上生产要素决定了你的生活。如果把每个工作岗位都按照生产要素来限制的话，人是没有自由的，脱离了这个系统，就会寸步难行。马克思可能说的更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那时都很迷这些东西。自己创业的话可以自己掌握生产要素，就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更多的自由。这可能是对我最大的诱惑。

《北大人》 ：您觉得如今创业市场是已经饱和了，还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曾钫：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市场永远是饱和的，对有创业想法的人，他们永远是有机会的。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发展比较快速的阶段。你要善于发现市场的一些商机。

《北大人》 ：您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在这些工作中，您最重视的是哪个方面？

曾钫：现在是民建方面我投入最多，然后是政协和一些公益方面的事情。企业方面我离开管理一线已经十年了，主要做一些决策，并不参与企业日常的经营。大量的时间在社会工作上，占三分之二的时间。我喜欢读书研究问题，是自己的爱好。这个和参政议政也有很大关系，可以比较好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的想法并不是把企业做到多大多有名，我喜欢通过做企业给自己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把自己拴的死死的，喜欢有更多的时间的自由，财务的自由，比较好的心情的自由。这个对我比较重要。

《北大人》 ：您如何在这些各不相同的领域中做到游刃有余的？

曾钫：游刃有余不好说，但是主动性比较强，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一般就不会去做，这是企业家比较自在的地方。我现在已经不用再去管具体的操作问题了。这其中有很多次转变。对我自己来说，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管理是一种逐步后退的过程，刚开始很多事情是要亲历亲为的，但是有一定规模后就会退出来，指导别人去做，之后再退出来，去指导指导者，再退出来，管好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最后再退出来，只是一个板块，比如说只是一个房地产板块。每年确定一下目标预算人手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么细了。但有时候有一些新的领域，可能需要管理，做一些决策。

《北大人》 ：对于即将走出校园面对激烈求职的学弟学妹，您有哪些建议和寄语？

曾钫：在该有的时间段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要好好学，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获取知识，现在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就业方面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前面两三年更多的考虑怎么生存的问题，怎么活下来。怎么活得更好是第二步应该考虑的。我们从毕业第一天开始就不想接到父母的钱，甚至恨不得可以自己往家里寄钱。第一步是自立，然后再考虑怎么发展的问题。先自立，再去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汤姆斯杰弗逊《独立宣言》中说道：生命，自由，对幸福的追求。这个顺序是对的。先自立，然后再去寻求可选择的空间，自由是更多可以选择的可能，然后再追求自己认为的幸福。不用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纠结，分阶段考虑可能会更好。